中国兵学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谢祥皓研究员承担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兵学》，其最终成果是近100万字的同名专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该书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三卷，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梳理、阐释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兵家的思想学说。

中国兵学与中国的儒学、道学一样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贯通始终。儒家以孔子及其思想学说为轴心，道家以老子及其思想学说为轴心，兵家则以孙子（孙武）及其思想学说为轴心，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国兵学》紧紧把握住这一基本史实，在《先秦卷》充分展示了孙武（《孙子兵法》）的思想学说，在《汉唐卷》、《宋元明清卷》也紧紧环绕孙子及《孙子兵法》叙说，使孙子学说十分鲜明地凸现于全书之中，成为全书内容的轴心。《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既是中国兵学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到宋代，它被称为《武经七书》。宋代以后，由于火器的出现和战争形式的发展，陆续出现了以多种战术方法补充前代兵学著作内容“不足”的撰著。然而就基本的战略原则而言，均未超出《孙子》及《七书》。战争经验则散见于史籍。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到《史记》等二十五史，所载重大典型战争，从三代应天顺民之战、春秋战国权谋诡诈之战，到秦汉之后改朝换代之战，均含蕴了十分珍贵的活的战争经验。《中国兵学》的作者紧扣以上两条主线，依时序分章叙列，使两条主线既各自独立，又时有交织、糅合，浑然一体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历史发展。

该书对上述两条主线的叙写，由事、理、评三个层面组成。事，指“兵学著述”或“战争经验”本身。它完全依据历史事实，或为历史文献的引录，或为史籍载录的转述。理，指对兵学撰著或史籍所载战争的经验的分析，从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给以理性“升华”，或以既存的兵学理论相佐证。评，指站在推动社会进步立场上而进行的评述。

“民本”思想是中国兵家思想的优秀传统之一。“民唯邦本，本固邦宁”，自夏代太康失国即深明这一历史教训。其后兵家、儒家共同高扬“民本”思想，孟轲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孙膑讲“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而在改朝换代的战争中，这一特点尤为突出，殷纣虽有“七十万军队”，然“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纣王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何能不亡？秦汉之际，刘邦以其“素宽大长者”而得天下。其后，刘秀以能“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做了“铜马皇帝”。朱元璋打天下，几乎时时处处体察民心，三令五申，力戒枉杀人。历史的主体是人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该书每于民心向背，必大书特书。“人民，智慧，和平”成为本书的一个主题。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孙子兵法》中最杰出的战略思想。战争的目的在于使敌方屈服并服从于我方的意志，而不在于战场的厮杀争斗。因此，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乃是一切军事原则中最根本的原则。而代价之小，能近于无，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兵不血刃”。《孙子·谋攻》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如果能通过以谋相伐（如揭穿敌方的阴谋），或外交谈判而达到目的，不费一枪一弹即能使敌方“全旅”、“全军”以至“全国”屈从于我，自然是上策。如韩信用李左车之计“不战而下燕城，”鲁仲连一封书信使聊城投降；郭子仪“免胄”服回纥，李光弼“空帐”降二将（李日越、高晖），都是以谋取胜的典型。故本书对所谓文臣、谋士，如战国蔺相如、毛遂，西汉之张良、陈平、陆贾、刘敬，明代的刘伯温、李善长等，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或居将帅之右。对所叙各战例，亦皆以权谋方略为重点。

古人所谓“兵家”，首先是社会生活中的“人”，他们也有自身的生活情操，而决非只知“打仗”。对于所叙兵家战将，书中力求展示他们的整体风貌。如曹操，既写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又写他“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的英雄气概，同时还叙述了他悲壮苍凉之诗风。如杜牧，实为晚唐才子，其人“好言兵事”，所注《孙子》才出诸家之右，其诗，其赋，特别如脍炙人口的《阿房宫赋》，竟亦含蕴了深沉浓郁的兵学见解。